【金.木.易】关于『黄金』的一些事（不断更新中）！

  

10501.jpg (76.06 KB)

2008-10-14 20:36

黄金需要重新启蒙

大涨110美元

接踵而来的金融动荡，把黄金作为最后避险工具的传统功能演绎得淋漓尽致。
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被美国银行接管的消息接连传出，国际黄金价格大涨。不过，涨幅并没有投资者普遍想象的显著，每盎司不过上涨了20美元，远没有达到格林斯潘所说的“百年一遇”的危机所应有的幅度。历史上，突发事件往往造成黄金短期内急剧上涨，“9·11事件”当日，黄金急剧上涨17美元，那时候金价还徘徊在低谷中，每盎司还不到300美元。
难道黄金的避险能力已经日渐衰微？从2001年2月的255美元涨到今年3月的1033美元，7年时间，金价翻了两番还多。巨大的涨势见证了“黄金无用论”的破产，也延续了历史上黄金作为财富象征的传统。现在，如果投行破产引发大规模金融机构倒闭，投资者是否要诉诸于这“最后的避风港”？就连曾经激烈批评金本位制“已经成为野蛮的遗物”的凯恩斯也不得不承认，黄金“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求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得尔也认为，对不使用欧元和美元的国家来说，黄金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万一美元或欧元大幅下滑、通货膨胀加速，或战争爆发，黄金就会成为很好的避险工具。
投资者受到如此惊吓，黄金却滞涨，这种反常现象真使得投资界一头雾水，分析师不得不解释为，这是黄金避险功能受到美元挑战的结果。黄金在今年3月创下1000美元也正是美元极度疲软的时候，避险买盘和投资者纷纷卖出走软的美元买进黄金。而到了9月中旬，刚好美元再度转强，美元的转势已经使黄金跌到了800美元/盎司之下。雷曼兄弟破产时，又正是美元“强弩之末”的时候，美元是否还能继续强势，投资者尚处于观望期，避险资金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当主权信用最终受到质疑，避险者“走投无路”，黄金作为最终避险工具的功能就发挥了出来。美元成为许多国家的避险投资目标不过几十年，而黄金作为避险投资目标有数个世纪的历史。雷曼之后，9月16日晚，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美联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摇摇欲坠的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投资者对美国银行体系崩盘的忧虑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拯救雷曼过程中，美联储只出力不出钱，这次却是动了近来最大的一笔真金实银，而这笔钱势必使财政负担加重。沿着这一思路，财政赤字恶化，美元信用势必再受打击。9月下旬，布什ZF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与市场对美元的忧虑不谋而合。这一计划若得以实施，美国联邦ZF的债务上限将由目前的10.6万亿美元提高到11.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70%。
终于，避险资金从观望开始到美国国债大举撤离了，等待他们的是价格还不到800美元的黄金市场，于是，黄金成为无论股票还是商品中唯一上涨的品种。9月17日，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期金飙涨70美元，创下20多年来最大单日涨幅，18日再涨46.5美元，盘中最高达到916.6美元。如果说此前美林被收购、美国ZF接管“两房”对市场的效应如温水煮青蛙，雷曼破产和AIG的危机则令市场猛然惊醒后奋力一跳。这一跳，反映出了在黄金面前，金融系统乃至国家信用都远为脆弱。
黄金与货币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国家发行的、有着信用风险的产品。黄金的风险只有一个，那就是价格风险。而货币，除了价格风险还有信用风险。买黄金就是买一个长期抵抗其他信用风险的产品。

黄金与美元

黄金可以避一时之险，若想永久避美元之险，也就是有人热议的重回金本位，恐怕是天方夜谭。实际上，金价暂时站上了900美元，但不久后又回落了。市场显然找不到另一种可一劳永逸替代美元的交易和储备工具，无论是欧元还是黄金，市场对美元的规避只能一点点日积月累中转换。这点在美元21世纪的逐步贬值中可见一斑。
收藏黄金的人，念念不忘的是金子的货币价值。1816年，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随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于19世纪70年代后实行。淘金潮也从美洲到大洋洲到南非，一幕幕上演。问题是，黄金一枝独秀，难道不是一个巧合？工业革命中黄金战胜其他贵金属成为货币，或许恰恰和它的产量有关。在19世纪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中，人类总共生产的黄金不到1万吨，如18世纪的百年仅生产200吨黄金。而19世纪产金则达到了1.15万吨，是18世纪的57.5倍，其中1850?1900年就生产了1万吨。黄金以度量衡的面目出现，刚好和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创造出的大量财富对应:工业革命带来的西方财富上的变化，也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地膨胀。白银则没有这个幸运，白银的大量开采是19世纪前的事，生产大国开始是日本，后来是南美，开采的白银多被运到了我国，充实到银本位体系中。
20世纪黄金产量还是在上升，却没有了19世纪的迅猛。1900年300吨，上世纪30年代最高年份1300吨，上世纪60年代1500吨，这样的上涨令布雷顿金融体系破产。没有了足够的黄金和全球产出对应，物价只有下跌一条路，而通货紧缩的结果是经济步入萧条。这点，甚至在19世纪末期就有过征兆，没有新的金矿和银矿的发现，从1880到1896年，美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23%，整个经济也因此陷入衰退。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说，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时居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尼克松总统放弃了35美元1盎司的兑换承诺又过了30余年，发达国家经济规模数倍于当时，而世界经济体中又加入了中国、印度等新生力量，购买力更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地放大。以黄金为货币本位的麻烦在于，货币供应量的多少要视黄金的多少而定，而这段时间全球出产的黄金显然不能与新增经济规模相等。如果黄金储备不够，就不能发行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数量，造成人为的信贷紧缩，使经济陷入通缩之中，轻则经济衰退，重则经济危机。
其实，正是在黄金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美元借助于黄金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原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临近结束时，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和经济都需要一个全新的稳定的世界货币体系来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在这样广泛而迫切的要求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其核心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的基础，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流通结算货币。借助于黄金，美元崛起，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可惜实行不到30年，由于美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币值贬损，不得不中止兑换，但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际货币体系却顺利地建立起来。
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各会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黄金就失去了货币功能。但它仍在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储备中占有重要份额，仍被看作最后的支付手段。
现在，全球黄金的年产量维持在2600吨，南非也即将把百年来全球第一产金国的名号让给我们。更准确的说法，“不是中国在超越南非，而是南非退缩到了中国后面”。南非人挖黄金，最深的矿洞达4000米，我们的矿洞最深400米，似乎还有着无限的潜力。但价升无法刺激产量同步上升的事实，还是说明了资源枯竭的威胁。而此时，基本失去货币意义的黄金只能回归它的金属状态。
至于20世纪后期金价的一蹶不振，只不过是黄金脱离了货币功能，重回金属功能的余波而已。也正是因为黄金一路贬值，美元得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旧巩固了它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而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债务剧增，美元的国家信用降低，黄金也顺势崛起。

金属属性下的升值与保值

2001年至今，金价翻了两番，不过，其间美元指数也从120点跌到70点。如此算来，黄金的升值就打了折扣。与此同时，原油价格最高时涨了13倍，铜则从最低的1340美元/吨涨到8900美元/吨，黄金均不能比肩。究其原因，还是黄金曾经是货币、现在是金属的双重特性决定的。而作为最终的支付手段，黄金仍有一定的需求，货币与商品的双重特征时刻左右着价格的走向。
作为金属，此时的黄金已经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的黄金了。那一次，是美元与黄金几十年不变的兑换比率扭曲了商品价格体系，体系一旦崩溃，全球商品价格均大幅上涨，作为计量衡的黄金也同步上涨。从1971年到1980年，黄金与原油上涨幅度相似，基本上都是24倍，且在1980年前后分别到达历史高点。
本轮上涨中，黄金涨幅却远远低于原油价格上涨幅度，这是商品市场供需平衡的真实反映。黄金和原油储量一定，但原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消费以后就没有了，而黄金却很难被消耗掉，只会转移形式而已。全球石油产量已达到极限，每年不过以一两个百分点的速率在增长，而石油需求上升速度远超过供给。但黄金不同，除了产金国可以供应黄金以外，各国央行和国际组织拥有3万余吨的储备，私人手中拥有的黄金数量也是一笔庞大数字——印度民间藏金就超过万吨，远高于任何一家中央银行的储备量。供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足以保证黄金价格的平稳。据预测，地下储藏的石油只能用到本世纪中叶，而黄金已经被开采出来藏于ZF和私人手中的，就足以用到这个时候。
需求角度，黄金的需求弹性也远大于普通商品。按2006年的数字，以用途分类，首饰加工占黄金总需求的69%，工业用生产电子产品的黄金占总需求的12%，投资所需黄金量仅占19%。大部分需求用在首饰加工上，而并不富裕的印度消费着全球第一的金饰品。今年1月，当黄金涨到900美元，印度的黄金进口量从一年前的62吨下降到只有5吨，高价抑制了需求。2007年，印度消费黄金774吨，比上一年上涨6%，其中首饰用金558吨，但在金价急涨的第四季度，当国际金价从第三季度的660美元/盎司上涨到800美元/盎司的时候，印度的黄金消费还是大幅度下降了，相对2006年的第四季度消费量下降了64%。这774吨的需求占到3547吨的全球总消费的22%。世界黄金协会表示，印度的黄金需求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幅下跌，需求量为263.5吨，下降了47%，不管是对珠宝的需求，还是投资的需求，在昂贵的金属价格面前都产生了巨大的滑坡。一旦这样大比例的需求减速或消失，对金价的抑制不言而喻。
如果说黄金与石油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黄金的开采的确越来越艰难。21世纪的7年间，尽管金价翻了两番，但全球黄金开采量却下降了6.7%。大品种中，黄金是第一个从供给上式微的，这点与钻石的属性类似。枯竭的资源与持续上升的开采成本和日渐富裕的经济环境，足以使得价格稳定上升。

黄金的价值和地位对世人永远是一个诱惑，无论它从每盎司1000美元以上跌落到600多美元，或是再次反弹到900美元以上。黄金从最低谷的每盎司200多美元一路走高至今，有一群人永远狂热地在中国各地的深山密林中寻找黄金的踪迹——不开采黄金，不冶炼黄金，不交易黄金，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寻找。这份工作对于世人来说，艰辛、困难而缺乏丝毫诱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有的部队多年来甚至还没有发现过一个大矿，而更多发现了不少金矿的军人，多年来甚至都无缘看见一块纯金。
当我进入武警黄金部队采访时，这个部队几经演变，已经存在了近30年之久。而这段时间内，中国黄金的年产量，从部队成立时期的20吨，已经跃升到2007年世界第二的273吨。中国黄金的探明储量也已超过6000吨，这其中相当大的份额，正是由这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警黄金部队所贡献。

从贫金国到黄金资源大国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黄金大国吗？或者，依据另一个传统看法，中国是一个贫金国吗？对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武警黄金部队黄金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卿敏更愿意用数据来回答。2008年3月世界官方黄金储备显示，美国仍以8133.5吨的黄金储备高居世界第一，远超过德国3417.4吨世界第二的黄金储备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国家黄金占外汇储备比例分别为79.8%和68.9%。而中国大陆的黄金储备量只有600吨，且仅占中国外汇储备的1.1%。在世界黄金储备量前10名的国家中，唯有中国和日本黄金占外汇储备率低得惊人（日本为2.3%）。一览之下，超低的黄金占外汇储备几乎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印度也只有3.6%。或许也只有印度该另当别论，这个国家不但出产黄金，而且民间储金量极大。
从这个角度，中国人真不是一个“拜金”的群体，目前中国年人均消费黄金不足0.2克。以13亿人为基数，年人均消费1克算，中国每年就需要1200吨黄金，而在去年，中国黄金产量刚刚攻上273吨的历史高点，跃居世界第二。即便如此，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这一黄金拥有量之稀薄，几乎还不如中国本来就含金量很低的黄金矿石品位。
从目前中国黄金储备和人均黄金消费看，中国的确不是一个黄金大国。传统上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金国也有诸多理由:中国古代金矿产地相对较少，近代又因列强的掠夺而流失了几千年来积累的大量黄金白银。甚至有另一个来自考古学上的证据指出，中国众多出土墓葬的发现中，除了唐代，金器出土相对较少。但是卿敏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足以真正说明中国是个贫金的国家。“金器发现较少，也许有考古发现力度的问题。”卿敏解释说。采金史显示，金器的出土地和开采地往往未必在一个地方，黄金多数存在外来输入的问题。历史上中国虽然产金量并不是很大，但也有绵长的历史，有过很大的产量。不同的角度和数据，对于中国黄金资源的看法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从采金和用金历史看，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金”的记载，只不过那时候“金”并非专指黄金。到了战国时期，文献中提到的金已经专门指向黄金了。到了汉代，中国政府的藏金量达到70万斤，相当于17.92万公斤，大约和罗马帝国的黄金藏量相当。这都说明中国古代在黄金的使用量上，并不存在贫金的问题。此后，中国黄金的开采量随着和平和战乱、一统和分裂等政局而发生变化。唐代中国黄金的主要产地是南方，主要是今天的湖南，“金产六州，冶十一”。到了宋代，金矿分布于25个州，年产量1万余两，其中9600两就产在今天山东的登州和莱州。专家们表示，中国黄金主要产自山东，这一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变化。
从元代开始，黄金产量已经比北宋有了更大的发展，3万两的黄金开采量，高出宋代采金极盛的黄佑年间一倍，主要原因在于产地从过去北宋所能控制的山东传统产区，扩大到了今天的吉林、辽宁、新疆和云南等地。而中国封建时代黄金开采的鼎盛时期则是清代——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大的朝代之一，今天大量出产黄金的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都开始大量产金。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43.2万两，占当年世界产量的7%，仅次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居世界第5位。从这些数据看，中国虽然无法和南非相比，但也绝不是一个黄金资源贫乏的国家。卿敏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是个贫金国，最主要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黄金开采量。50年代，中国黄金年产量仅为4.07吨，而此后长达30年，年产量始终极低，直到1979年才突破20吨大关。新中国成立30年间中国黄金工业总共才生产了277吨黄金，平均年产量不足10吨。
开采量是一回事，资源量则是更关键的实力后盾。卿敏说，虽然中国的黄金产量长期比较低，但并不能说明中国黄金资源量贫乏。经过多年勘探发现，中国其实有非常有利的金矿地质成矿背景。“1949年以前中国黄金矿探明的储量低，是当时对地质情况的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没有专门的黄金勘探单位。”卿敏说，自从黄金部队成立后，中国黄金的储量和产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前几年中国的黄金产量是全球第4名，如今已经超过美国，以273吨的产量跃居全球第二。这个巨变背后，是中国黄金资源量的急剧增加。武警黄金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找金潜力为1.5万吨左右，目前已经探明储量超过6000吨，大多数集中在西部。而西部现在黄金保有储量（已经探明，尚未开采）仅占全国保有储量的32．63%，尚蕴含巨大的找金潜力。武警黄金研究所的许多专家都表示，所谓中国是个贫金国家的说法，应该被中国是一个具有很好黄金资源前景的资源大国所代替。

武警黄金部队:中国黄金工业幕后的特殊力量

从贫金国到黄金资源大国的改变，在武警黄金指挥部总工程师阎凤增少将看来，根源还是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关。“王震当年一抓，马上金矿就有了大发现。这说明中国不是贫金，而是工作开展不足的问题。尤其经过最近几年的持续勘探和发现，过去认为中国的金矿普遍偏小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阎凤增说。中国地域广大，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本身就具备黄金成矿带多种可能。在这一复杂的国土地质环境勘探过程中，中国黄金资源量的相当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群体，那就是武警黄金部队。
阎凤增谈到专门成立这么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寻金部队，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外汇和黄金这样的硬通货。外汇缺乏无可奈何，黄金储备量低也是事实。但黄金和美元不同的是，它有可能在中国国土上找到。邓小平把就找黄金的任务交给了主抓黄金工作的王震。曾经领导南泥湾垦荒、新疆建设兵团的王震再次想到用部队找黄金。王震的想法，是用军事化的专业找金队伍来寻求突破，以便进行大规模、大范围、大流动的黄金资源勘察活动。
1979年3月，基建工程兵黄金部队（1985年归入武警序列）诞生。这支部队由当时的基建工程兵，融合了国内12个地质勘测队组成。武警黄金部队提供的资料显示，黄金部队组建28年来，探明超大型岩金矿床2处（100吨以上），特大型岩金矿床6处（50吨以上），大型岩金矿床11处，大型砂金矿床8处，中型以下金矿216处，累计探获黄金资源储量1784.713吨，累计提交新增黄金资源量800多吨。当1995年中国黄金产量首次突破百吨、跃居世界第8位时，一个黄金大国已经开始露出雏形，这其中黄金储量的一半以上，都是由黄金部队勘探出来的。比如目前中国储量最大、排名世界第6位的阳山超大型金矿，就是在多家地方地质队勘探无果后，最终由武警黄金部队第12支队勘探发现的。总体说，目前全国储量大于100吨的金矿有五六个，其中2个都是黄金部队勘探的成果。
“黄金部队做到这一点，首先有个制度上的优势。”黄金研究所所长张文钊说。目前除了黄金部队，国内黄金勘探的机构还包括地方各省的地质队和一些有资质的私人勘探机构，但各省地质队只能在本省勘察资源，唯有黄金部队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跨地域在国内任何地方勘探。这一自由度让黄金部队拥有在中国国土上几乎无限制的勘探自由度（除了已经被其他勘探单位注册的勘探地），同时也让部队在找矿经验上，具备很多地方地质队不具备的经验优势。
这一优势的直接体现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的高素质。张文钊特别强调武警黄金部队在寻找金矿上的人才优势，武警黄金研究所本身则是黄金部队科技人才和技术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张文钊说，这其实是计划经济带来的优势。专家们表示，虽然黄金的买卖已经市场化，但是中国黄金工业基本上还完全处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这一模式的一个好处是让黄金部队在成立之初便得以通过一纸命令，汇聚了好几个地方地质队的人才。
“当时直接让很多地方人才穿上了军装。”黄金研究所信息室主任刘桂阁说。这些人员中，很多元老还是过去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专家。大批工程师从全国各地，一个命令调过来。“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聚拢足够的人才并不是难事。”刘桂阁说。
今天的武警黄金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武警黄金指挥部，下辖各总队，总队下辖支队。此外黄金指挥部还有一个黄金研究所和一个黄金技术学校，武警黄金指挥部本身则由武警总部和国家信息工业部（此前是由国家发改委）双重领导。这个高规格的隶属格局，显示出武警黄金部队长期以来在国家经济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阎凤增说，由于这个地位，以及部队的特殊编制，才得以在此后的数十年改革波动中保留了人才。
一般说，地方往往对许多专业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发展空间。阎凤增说，改革开放初期，地质行业很不景气，导致大量地方地质行业人才被迫改行。但黄金部队由于是国家直接投入，并不计较每年的得失，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间断找矿的任务，黄金部队的专业人才都有大量的任务可以发挥专业才能。在黄金部队，新分配来的技术人员前往基层部队找矿，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出队”。“出队”意味着一个年轻军人即将开始艰辛孤单乏味的野外找矿生活，也意味着他将投身于运用专业技术寻金找矿的挑战中。在我此后采访的黄金部队基层部队中，基层指挥人员和技术领导，基本上都是从野外基层一线选上来。
“从武警黄金部队目前的驻地，可以看出我们黄金部队在中国金矿资源上的勘探格局。”张文钊所长说，武警黄金部队目前的3个总队，分别在东北、华北、华南。它们下辖的支队遍布东西南北，每个支队都具有相当大的探矿范围。以内蒙古的某支队为例，找矿范围包括了整个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地域相当广大。

低品位和高技术:中国黄金勘探的现实

虽然已经有了上万吨的黄金远景储量，但卿敏总工程师强调说，中国和南非的金矿储量目前仍不在一个量级上。“南非的黄金储量占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是我们国家无法比拟的。它有一个金矿矿脉就长达几十公里，储量可以达到上万吨，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业已探明的所有金矿储量的总和。所以在规模上，我们的金矿探测储量和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基本属于同一个量级。”
在武警黄金研究所的化验室内有各种各样类型的黄金矿石的标本。中国大部分金矿矿石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镶满了闪闪发光的金砂。黄金研究所预测室主任郭晓冬说，闪闪发光的一般是黄铁矿，一种容易和黄金共生的矿种，真正能直接看到黄金的矿石在中国非常稀少。中国的金矿储量之所以和南非相差很大，矿石品位的差距是一个重要原因。“南非有不少金矿，每吨矿石含金量有上百、甚至几百克。我国金矿每吨矿石的含量通常不过几克，高品位的金矿平均也不过几十克。这让寻找金矿成为探矿行业中最艰难的任务之一。”
郭晓冬指出，在黄金部队成立的勘探初期，能找到每吨十几克黄金的矿石就是不得了的富矿。随着时间推移，矿山资源不断开发和消耗，以及选矿技术不断提高，对于黄金部队来说，如今早已没有富矿的概念了。“现在只要是成本足够低，开采能够有利润，过去不想去开采的低品位金矿也都可以开采。这主要是在于技术手段的提高。比如，现在紫金矿业的最新技术，每吨0.3克的边界含量就已经可以开采。”
郭晓冬提到，中国目前发现有6种黄金成矿类型，特别提到的一种名为“卡林型”的金矿，是中国新发现的、具有极大开采规模的新矿种。这种由美国地质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新型金矿类型在中国一经发现，便在贵州、甘肃勘探出多个大型金矿。尤其是在甘肃文县的阳山，发现了中国西部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超大型金矿。“我们目前在阳山勘探的地域共有288平方公里左右，目前在已勘探的1.8公里范围内，已经提交了300多吨金矿储量，转让矿权价格达到21.8亿元人民币。”郭晓冬说。
这种在美国发现的卡林型金矿，简单说，其实是一种黄金颗粒极其细微的浸染型金矿。这种金矿矿石中的黄金颗粒细小到根本无法用肉眼发现。但是这种金矿的特点是矿脉巨大，往往能够发现大型和特大型金矿。专家们表示，从技术上说，这种金矿能够被发现和利用，本身就在于科技的发展改变了资源的概念。
联想到采金，山谷溪流那些用簸箕采砂金的镜头很自然地出现在多数人眼前。如今世界黄金的开采，砂金基本上已经无足轻重。黄金研究所理化碳室于爱军主任解释说，砂金的来源其实是岩金，当裸露出地表的岩金被风蚀粉碎后，随着流水的冲刷到河谷溪流聚集，被人们发现后开采。中国古代的黄金绝大部分都采自砂金。建国后，发现了阳山金矿的武警黄金部队某支队也曾在四川白水江一代发现过大型砂金矿藏。“历史上很长时间，地表矿是主要采金的手段，但是这样裸露出地表的金矿越来越少。今天的金矿只能在地表覆盖层以下进行勘探。人眼无法穿透地面的岩石，从中看到金矿的影子，于是地球物理和化学手段成为寻找金矿的主要手段。”于爱军说，金矿从开采沙金到几乎完全转向岩金的变化，对采金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极大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如今用电磁法可以发现地表下1000米深度的异常，但这不过是异常，并不意味着找到金矿。也可能一个金矿就在你发现的异常区域，但是却多年一无所获。”于爱军说。
最近的技术便是遥感，这种新技术成为一种有效的间接找矿手段。黄金研究所遥感室的路彦明主任是该领域的专家。所谓遥感技术找金，原理是寻找到和金矿有关的微弱地质信息，来排查金矿靶区。路彦明说，现在民间的遥感技术都已经能够达到1米精度，可以充分排查信息，减少找金的靶区，大幅度减少劳动范围。而过去这样的工作，都需要勘探队带着罗盘、锤子，迈开双腿去找。但路彦明特别强调，尽管目前探矿技术层出不穷，但对于寻找黄金，至今没有直接找矿的技术。“遥感技术的确能够用来排查靶区，但最后确定的靶区还不能肯定就是金矿，只能说可能有矿。是否是金矿，最终要通过钻探的采样进行化验，最后才能辨明是否是金矿，有多大黄金含量。”他说。

金矿的发现在于认识的突破

对于黄金部队来说，找矿程序首先是占领已经确认的大型成矿带。这种成矿带往往规模跨省，之后在成矿带上确定寻矿区划，进行具体勘探。1979年黄金部队建立之初就开始按照地域和成矿带，划分各自经营地域。这个建制和分布与当时对全国金矿可能分布的认识和传统矿区有关。
具体到要确定一个金矿，张文钊说，往往在理论上认为很有可能成金的矿带，多年也找不到一点黄金。他说:“用寻找金矿的技术手段和力度寻找普通的有色金属，可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金矿具有特殊的多解性。除了需要先进的设备，找金还需要科技，尤其需要人的认识。”
“认识”是张文钊和黄金部队许多专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黄金部队专家自己也承认，有的部队成立多年，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大金矿，这个压力对于部队来说是非常巨大的。采访中得知，通常无论部队还是地方勘测队，找到金矿后，很快就会吸引更多的探矿投入。投入的增加马上进一步加速技术设备的进步和勘测力度，形成找矿的良性循环。“最近发现新矿很快，还在于投入迅速增加。过去我们主要是普查和勘探，一旦要上钻（架井打钻），成本马上上来，所以要打个钻很小心。现在有了资金投入，每年打钻的深度迅速提高，发现量马上就上来了。”张文钊说。但是如何形成最后的突破，最关键的还是认识的突破。
这似乎有点玄妙的感觉，张文钊用阳山超大型金矿的发现来说明。张文钊说，过去地方地质队上去过很多次，黄金部队多年来也反复上山。对于阳山这个在历史文献上就记载存在金矿的地区，多年来就是找不到一点金矿，几家地质单位几进几出，几百万元的投入依旧一无所获。“从大家使用的手段和设备来看都差不多。”张文钊说。对于一个金矿矿脉来说，最终要确定下来，必须通过钻探取出样品。只有从岩石样品中化验出黄金，并且具备一定储量，才算找到金矿。每一个钻头打下去对于勘探队伍来说，都是高额费用，而钻头达到何等深度，同样具有很大的成本差别。
“金矿的前期投入动辄几千万元，如果盲目寻找打钻，不但耗资巨大，可能最后一无所获。如果没有理论上的认识，没有坚信有矿的信心，谁也不敢投入。而投入后只有对自己的判断具有坚定的信心，你才敢打下去，才敢打得深。”张文钊等专家都表示，很难说某个金矿是谁发现的，只能说是由谁最后突破，因为所有最后成功者都可能从正反面利用了前人的经验。比如正是依靠前人发现获得认识上的突破，某部工程师郭俊华最终就在阳山金矿实现了突破。而张文钊自己提出的“攻深照盲”理论，此前已经在中国实现了地表岩层下1000米的钻探深度。这个开拓性理论的直接成果，便是在山东目前的老金矿下成功发现了蕴藏更深的新的大型金矿。

黄金部队的战略转变

对于中国黄金产业来说，比技术上认识更大的战略转换，则是找矿领域的转变。武警黄金部队今年的战略调整，已经把目标瞄准到西部。张文钊在担任武警黄金研究所所长之前，曾是武警黄金部队山东某部的总工程师。他说，虽然山东目前依旧是中国黄金产量和已发现储量最大的地区，但单个大矿并不多，超过50吨储量的单个金矿已经非常少有。但在西部，比如陕西秦岭金龙山地区，一个矿新发现的储量就已经超过100吨。因此，对东部而言，西部找到大矿的概率更大。“东部一般钻探需要突破几百甚至上千米，而西部过去历史上对于金矿的勘探和开发相对少得多，地表矿开采比较少。所以，西部是找矿的未来。”
1立方公里的海水中据说含有1吨黄金，而阎凤增也指出，海床上同样存在黄金资源，但是目前仍然没有有效开采。中国东部的黄金经过几千年的发现和开采，资源量已经非常有限。那么中国西部现在还有多少国土面积没有被仔细勘探？对这个问题，阎凤增用一个例子点破了西部找金的巨大机会:“你到柳坝沟（内蒙古哈达门沟大型金矿外延矿脉）就知道，1996年之前我们多次去过柳坝沟，全都无功而返，很简单，那里条件太艰苦！从高速公路到柳坝沟不过20多公里直线距离，但进去一趟，翻山走路要5小时。当时总工张浦说，带干粮进去，在山上吃顿饭就有更多时间搞普查。这一停留，才有机会发现柳坝沟有矿的迹象。”阎凤增用这个例子说明，西部人迹罕至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找矿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反复寻找的过程。在那些人类没有太多停留的地方，正存在着最多的矿产机遇。
1998年黄金部队开始调整战略布局，当时的口号是在支援和参与西部大开发中建设黄金部队。“近年来近70%的投资都是在西部。”阎凤增说，川、陕、甘以及云、贵未来可能是中国最有潜力的金矿地所在。
每当武警部队找到一个金矿，便要将矿权转让给地方。这一转让在1999年前基本是无偿，此后才开始有偿转让。但是转让所得都直接交给国家，部队并不直接得到一分钱。只能勘探，不能开采，是武警黄金部队工作的现状。自从1999年开始，部队停止多种经营，黄金部队也服从于这一政策。郭晓冬说，过去武警黄金部队在西藏当雄找到过金矿并自行开采，最后全部转交给地方，“在国家政策面前，没有商量”。
勘探黄金是一个前期投资巨大的行业，如何面对这样巨大的利益，卿敏说，既然部队探矿等所有投入都是国家提供，那么矿权转让所得由国家接受，是理所当然。武警黄金部队的经费由两块构成，工资由国家统一配给，勘探队费用则是国家有专门的黄金专项费用。阎凤增说，这笔费用从过去每年的5000万元已经增长到目前的六七千万元。此外，国家地质调查局每年也有1000万元左右的经费投入，加上和地方的横向合作、矿权转让收入以及风险投资，数额还是比较可观的。正如阎凤增说言，黄金勘探业“从头到尾，基本还是和计划经济时代一样”。正是这个看似单纯的、纯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构，反倒让武警黄金部队几十年来专注于黄金勘探领域，并执著地发展成为该领域最有成绩、整体技术力量最强大的机构。

作为一个从业16年的“黄金人”，一提起黄金，张炳南会立即陷入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的兴奋状态。谈及与黄金打交道的这16年的经历，张炳南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在世界范围内弥漫着一股‘黄金无用论’，那时候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聚在一块都在商量怎么能把黄金卖出去。那时候包括各国矿山的矿主都相信，10年黄金变成铜。黄金从每盎司800多美元跌到每盎司200多美元的时候，世界上大的对冲基金开始暗地吃货，到了2001年，‘黄金无用论’突然消失了，黄金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大牛市。你很难讲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制造的‘金融阴谋’，但是这个过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我们警惕”。

“从发现黄金就有黄金崇拜”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话题从最热的新闻事件开始吧！我听说这一次神舟七号太空舱的外壳就用了不少黄金？
张炳南:其实从人类开始探索太空，黄金就起了作用。在太空中很多东西是不可测的，不了解外面环境的时候，黄金最可信赖，因为黄金的物理属性最稳定。作为一种贵金属，黄金在航天和高科技领域的应用其实是很广泛的。当然，面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可测，黄金也是最可依赖的。
黄金是人世间绝少有的东西，它是生产出来就不会消灭的。从4000年前人类发现黄金至今，大概一共生产了17.1万吨黄金，到现在人类可以找到的还有16.1万吨，那失去的1万吨可能是沉船在海底或者窖藏在地下没有找到而已。它只是转换形式，但是不会消灭，它的物理属性非常稳定。
这种稳定性决定了它的用途，这16.1万吨黄金，大概官方的藏金占到3万多吨，包括政府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老百姓储藏的大概有5万吨——相当于总量的一半是用在金融投资和避险功能上面。剩下的50%中，大概有40%是用在首饰上，用来美化生活的。还有10%是用在表彰、奖励、牙科类的——在全世界人的牙里面大概有几百吨黄金。其实我们每一个手机或者电脑里都是有黄金的，但是量很少，这也是用到了黄金的延展性、导电性、抗酸碱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黄金的功能都发生了哪些变迁？
张炳南:这些年我做了些黄金史的研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的历史，与人类使用文字的历史差不多。这也可以说，人类的黄金史和文明史差不多长。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当人类不同的文明处在萌芽状态、彼此隔绝的时候，对黄金的认识却是共通的。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人们在发现了黄金之后，都把它用在它最神圣的东西上。像埃及金字塔里那个著名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中国和印度在最崇拜的佛像上都是刷金的，布达拉宫、四川三星堆，你也可以看到对太阳和图腾的崇拜都用黄金，还有远在美洲的玛雅人用金做的太阳鸟。
埃及人、中国人过去又不认识，但是为什么都崇拜黄金？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哪怕是独立衍生的都崇拜黄金？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句话，黄金是人们能在人世间找到的最像太阳的东西。因为古人认为太阳很神秘，白天温暖、夜间寒冷，就想一直留住太阳，怎么办呢？发现了黄金以后，他觉得像（太阳）。古埃及人说黄金是“可以触摸的太阳”，巴比伦人说黄金是“太阳神的汗水洒落人间”，中国人把太阳叫做“金乌”。我由此感觉到，人们对黄金的崇拜源于对太阳的崇拜，而黄金这种稀有性又更适合做崇拜。人们从发现黄金起，就有黄金崇拜，文明的偶合也好，智慧的撞击也罢，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衍生的必然。
黄金从一诞生之初，就有了两大功能:一是崇拜、装饰功能，由崇拜而装饰，人们戴戒指来驱邪;二是货币功能，人们用过牛羊、贝壳和其他金属，最后还是觉得黄金最合适，这个马克思已讲得很清楚了。这么多年来，黄金的功能的发展一直延续着装饰崇拜和财富金融这两条主轴。

“盛世买黄金，乱世更要买黄金”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有一些关于投资的古训与黄金有关，比如“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这些古训对今天的我们还有借鉴意义吗？
张炳南:从唯物辩证的角度，首先，我们希望并相信，我们不会再有乱世的;第二，我们承认并相信，危机和灾难还是会有的，如地震、洪水、金融危机等，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在我的观点看，盛世要买黄金，乱世更要买黄金；乱世买黄金，盛世未雨绸缪也应该存黄金。因为真到了“乱”的时候，黄金价格早就涨起来了。像前段时间越南的金融危机，以越南盾标价的黄金在短期内涨了40%，而且也买不到。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那一瞬间，黄金一天涨了100美元/盎司，是28年以来的最大日涨幅。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黄金的投资功能是不是正在被重新认识？
张炳南:我们基于一点，全世界人都认识黄金，它比所有的货币跨越性都大，黄金几乎是唯一一种可以跨越地理限制、语言障碍、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甚至是时空组合的国际公认资产。
谈到中国人对黄金的认识，这可能又有一个历史问题。中国人是尊重认可黄金的，在上个世纪初，国家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不论是清政府、北洋还是又复辟的张勋、国民政府等等，任何一个政府上台都会发行纸币——当人类进入到纸币时代，就是一个信用体制，国家信用特别重要。但那时候，国家政权变换比较快，所以人们收藏黄金的意识就特别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发行人民币的时候，也不以黄金为准备的，也就是并不需要存了多少比例的金银才发行人民币的。以国家信用发行货币，这和全世界是接轨的。但发行以后，在上海有些资本家投资倒把，爆炒黄金，不用人民币，所以在1950年我们国家就停止了黄金的民间交易。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对的，当时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国家靠黄金换取外汇，如果允许黄金在民间自由流通，就不利于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收集国家极其宝贵的黄金和外汇资源，这都是非常有益的。
于是，从1950年到1982年，老百姓是不能自由地进行黄金买卖的。黄金想变现，只有卖给国家。老百姓可以买卖黄金是在1982年，我们允许黄金作为首饰自由买卖，但只在大城市定点售卖。当时的报道记载，人们都是排队去买，把柜台都给压碎了，可见对黄金的热情得到了一个释放。
到了2002年，国家对黄金交易就放开了，有了上海黄金交易所。实际上，中国百姓可以投资黄金是在2004年，关于老百姓投资黄金可以免税的政策都得到了解决，所以黄金真正作为投资品来讲，就是这四五年的事。整个中国人民，包括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对投资黄金还处于一个新的认识过程。
黄金作为新兴投资品种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发育速度快，我们看到市场上黄金投资的速度基本是每年都翻番地往上涨;二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包括法制相对滞后，包括教育、行业自律、投资者教育等，都存在一些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是什么问题？
张炳南:首先，整个社会对黄金投资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大家都觉得应该投，但是为什么投资、何时投资、投资的目的、拿家庭资产的多少去投，还都不很清楚。第二，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第三，人才培养和行业自律上还很滞后。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今天鱼龙混杂，包括一些打着合法旗号的非法黄金交易企业泛滥，给黄金投资带来不好的影响。
当然，我相信一个新兴投资品种的兴起不可能是清水一潭，在刚兴起的时候一定是泥沙俱下，经过了市场的规范，最后“吹尽黄沙始到金”。我相信黄金作为投资品，进入中国人的投资体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前一段张卫星的高德黄金清仓那个事件？
张炳南:高德这个事儿正好说明了，过去毛主席说过，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中国黄金投资市场，合法的渠道不去占领，不合法的渠道就要去占领。这个事情正好说明，合法的黄金投资渠道发育不够完善。

“中国在全球黄金定价上还没有话语权”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曾有人呼吁，说中国的黄金市场要和国际黄金市场争夺定价的话语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炳南:黄金定价权是一个全球黄金价格形成机制问题，任何产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供求关系是一个大概念，具体到某一天某一刻，是由当时的买卖量所决定的。应该说，今天中国在全球黄金定价上还没有话语权，定价权还是在纽约和伦敦，纽约和伦敦形成的价格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主导价格，我们的上海价格、东京价格基本都是跟着它走的。
我认为，今天中国还没有到争夺这个话语权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不仅是产量和消费量的问题，其根本上是一个国家金融实力的反映。黄金在全球黄金市场总量里只有2%是商品层面的交易，98%是金融层面的交易，所以真正黄金价格的决定它是一个金融实力。
黄金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在全球商品市场的价格目录里，你可以找到黄金，在全球金融市场目录里你也可以找到黄金，所以黄金既是商品也是金融品，还是政治品，是世界大国进行综合国力较量的一个工具。说到黄金定价权，国内很多人也在呼吁该去争夺，但我觉得，现在有些事比这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说什么呢？
张炳南:要增加中国国家和居民的黄金储备量，在这件事做好以前，空喊争夺话语权只是书生意气。事实上，我们国家的黄金储备目前居世界第10位，但民间我们一年的总投资量还小于越南。我们是实体经济大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我们的金融实力还远远达不到实体经济水平，这时候你去争夺黄金的定价权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说黄金定价权真的太早了，现在我们外汇都不是自由兑换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货币和黄金是不可以自由流进流出的，本身就不具备调控国际市场的能力。中国目前黄金的官方储备只有600吨，美国是8300吨，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3000多吨，事实上也争不下来这个话语权。只有做到以下几点：一、提高国家黄金储备水平；二、增加市场上流动的黄金交易量；三、让老百姓真正把黄金当作一个投资品，愿意投资和储蓄它；四、加大对黄金生产扶持力度，发展本国黄金生产能力。藏金于国，藏金于民，藏金于市，藏金于未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普通民众排队向国家捐金，这应该是黄金对于国家经济作用的最直观体现吧。
张炳南:韩国老百姓的举动非常有意义，它告诉我们“藏金于民”的重要性。其实韩国的事例也让我们反思很多事情。韩国是1997年宣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但是其黄金储备与跟它一个水平的，比如意大利，差得很远。韩国为什么要老百姓捐金救国？是因为西方让韩国签订一系列的金融不平等条约，而韩国没有办法，没有外汇储备、没有支付手段，所以就只有让老百姓捐黄金。如果韩国当时黄金储备能有意大利那样的3000吨，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读者可能会感兴趣：国家的黄金储藏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是一大堆金砖码在一起吗？有专门机构来为它们的成色做鉴定吗？
张炳南:国际上通行的储备金条是梯形的，400盎司，12.5公斤，是伦敦市场的交货标准，拿到伦敦市场上不用再切割、熔化。
关于成色，全球统一的标准是“三个九”，99.9%。这样的储备金条都是伦敦金银市场协会认证的一些金锭的铸造厂家制造的，只要是认证的厂家，我们可以假定它是“免检”的。一般来讲黄金是诚信行业，开一家店都是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在历史上黄金这个产业链诚信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不诚信，就会被踢出这个圈子。像英国有名的黄金银行——洛希尔银行，原来一直是给英国王室和拿破仑打理黄金业务的银行。它的老板原来是伦敦黄金定价委员会的主席，五大黄金商的主席，它们几百年就是做黄金买卖，这银行不大，但是信誉非常好。
我们国家70%的黄金首饰加工是在深圳，深圳主要以是潮汕人形成的群体在经营着黄金首饰，他们的传统都是通过口头约定，一诺千金。今天在全世界能立住的黄金矿山或者首饰公司，他们的诚信、成色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黄金行业其实利润率比较低，但是比较稳定，所以能坚持下来的都是信誉好的。

“中国黄金业的黄金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有报告说，今年中国的黄金产量将超越南非，成为世界第一，这有什么意义吗？
张炳南:实际上，我们在2007年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当时预计我们的产量270.49吨，南非比我们多2吨，结果今年3月南非最后公布的数字是269吨。但是，从我们国家的黄金产业结构、资源开发和利用水平来讲，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强国。比如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公司一个公司的年产量就接近我们全国的产量。
当然，毕竟我们现在是最大的黄金生产国，而且是世界第三大黄金消费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世界黄金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因素在世界黄金市场上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这是几代黄金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中国黄金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张炳南:我想中国黄金产业的黄金时代，是随着改革开放就开始了，应该说这30年的发展，使中国从一个基本停留在手拉肩扛、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黄金生产国，发展到现在我们是第一黄金生产大国，我们的开采技术、选冶水平、对低品位金矿的采选冶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建立了完善的黄金工业体系。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黄金消费的意识，更没有黄金消费的能力，到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三黄金消费大国。
从投资上更不用说了，上世纪70年代黄金投资更是天方夜谭，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黄金的现货、黄金的期货，有了两个交易所，我们的上海价格虽然说还是世界的一个“影子价格”，但应该说也是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
最近几年，黄金的确越来越热。第一是我们的市场放开了，能做了，个人可以交易;第二，这几年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意识高涨，比如去年大牛市，捂住很多人，但是毕竟开启了一个全民投资的理念，就像1992年，全民经商被激发出来一样;第三，伴随全球商品市场进入牛市，黄金价格也开始进入牛市，而且黄金是全世界主要商品价格涨得最慢的，比起油、铜、铁，黄金涨得最慢了。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拿黄金占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黄金和国民经济整体情况的关系，您怎么理解这个关系？
张炳南:我认为这样的数据评比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我更看重黄金储备占国家总储备的百分比。
金融储备有两种形式: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黄金占总储备的量，也就是实物跟纸票子比，我们国家不到1%，而美国是75%。这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储备75%是以黄金形式存在的，欧洲国家大概都是30%多。亚洲国家都比较少，中国、日本都不超过1%、2%。
欧美是世界金融游戏规则制定者，特别是美国人，他告诉全世界说，美元和黄金一样好，甚至还要好，让美元走到全球去。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一是基于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二是基于战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了世界的70%。美国当时跟世界玩一个游戏:我把美元给你，你们都把黄金给我，我给你们固定一个兑换率，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然后给你算笔账，比如说你们国家有一盎司黄金，你搁在自己国家没什么意思，还得付保管费，你按35美元一盎司卖给我，你拿着35美元去买我们美国的国债，这样一年还有2.5%的利息，10年你不就变成了35×1.25了吗？10年后你再买回来，你的黄金不就变成1.25盎司了吗？这言辞听起来很好玩，很美妙，世界各国都同意了。于是全球黄金固定兑换率，大家把黄金放在美国，美国把美元给世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就是:你什么时候到美国去，美国都会把黄金换给你，而且是一个固定的价格。到了1968年，美国就宣布不再承诺这个兑换义务了。今天的话，你拿着888美元才能买到一盎司黄金，而且美国是不卖给你的，它国库里的黄金早就说不动了，你到市场上去买吧。
作为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制定者，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金融学教材，学完他们的教材后，新兴的金融界精英们都不喜欢黄金。他们拿国家外汇储备买了什么？美国的50年国债、雷曼的债券等一系列国际金融的产品，眼花缭乱，光名词就够我们背一阵子的，但是现在来看，得到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财人，是给国家理财的，也是给全体人民理财的，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保本意识，其次才是逐利意识。这个雷曼事件就告诉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最终都是一个信用游戏，是信用，就有信用灭失和信用贬值两个风险。可黄金是干什么的？有人说黄金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我说如果说黄金只是对抗通胀，那黄金不会在4000多年间一直占据着人类财富的宝座。黄金从根本上是对抗信用风险的。什么是信用风险？美国这次金融风暴严格来讲就是信用危机，债没用了，公司也没有了，投行也破产了，信用没有了。

“在信用体系里打上黄金的补丁”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美国发生的金融风暴，是否也是人们重新认识黄金的一个机会？
张炳南:从本质上讲，你投资任何东西都体现为别人对你的负债——你投资股票、债券，是那公司给你负债;你买了100万美元的国债，是美国政府对你负债。它意味着美国政府给了你一个承诺:你什么时候拿着这100万美元到美国，你都能买到它所对应的商品。但100美元能买到多少商品呢？这个政府没有承诺。当你真正去买的时候，发现能买的东西比你实际想象的或你心中默认的要少，这就是通货膨胀。
什么叫纸币？纸币是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货币符号，它能兑换商品，是政府强制的保障。我们小时候读的《多收了三五斗》，里面的人指着纸币上的人像说：“我不要这个，我要‘袁大头’，我要那银元。”那老板怎么说：“呵，这东西你不要，是要吃官司的。”吃官司什么意思？纸币你再不稀罕，那是政府强制发行的流通的货币符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是唯一一个你拥有它，没有人给你负债的资产，所以格林斯潘有句话，“黄金是最后的、最诚实的资产”。就是说，所有人都背叛你的时候，黄金不会背叛你，这就是黄金的功能。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事件中，你认为我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张炳南: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好的一点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信用”，也重新认识到，我们可投资的所有产品几乎都是“信用”的。只有黄金是非信用的，黄金是最诚实的资产，就是这个意思。格林斯潘讲，黄金是最后的卫兵，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这次金融风暴之后，人们会讨论怎样重建全球的金融体系和个人的投资体系。现在有些书提出来叫“恢复金本位”，我觉得非常可笑。我认为如果评价人类的十大进步的话，解除金本位，实现信用货币，一定算是一个。我们过去挖了多少黄金白银，人类才能够生活到哪一步？发明了纸币以后，人的财富才能摆脱这个阶段。今天我们人类的总财富，是世界上金和银的几十万倍。如果我们现在还是金本位和银本位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今天我们还生活在马车时代，要么金和银是今天价格的几十万倍，当然我觉得这两个都不现实。
人类还会继续在信用货币的体系下生存，而且人类还会不断有金融创新，不过冷静想想，越创新风险越大。这次金融风暴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第一，无论怎么创新，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你再创新，你也不能说还不起钱的那个人贷款买的那个房子可以作为你整个金融创新的起点。但现实中这样的贷款几经包装就评级成了AAA。任何金融创新，都要基于良性的实体资产上去衍生，而不能是劣质的实体资产。在劣质的实体资产上再包装，拆开了盒子之后，一看也是一个烂月饼。第二，在整个信用体系，人还是要发展，人类还是要进步，我们的财富还是要增长几千倍几万倍，但是基于金和银的开采量不可能达到，所以我们说，恢复金本位太可笑了。
我强调的是，要在整个信用体系里，打上黄金的补丁。信用体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它也带来了危机和风险。无论是国家，还是居民，包括全球的金融组织，应该增加黄金的储备量，来应对不测风险。而至于要补多少，补丁有多大，取决于漏洞发生的可能性。漏洞的可能性是1%，你就存1%;可能性是5%，你就存5%。我坚决反对恢复金本位，信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并不是说信用体系是没有毛病的。我承认你的进步，但是我要约束你。就像我们承认火药发明是进步，但我们不能用枪炮随便杀人一样。金融风暴是一个灾难，地震也是一个灾难，人都是在与灾难的斗争中不断进步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讲到了在黄金储备问题上，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意识还不够。从您这个层面，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有没有来自上层的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
张炳南:我跟你讲一下外交语言:我们现在是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黄金的重要性，而且我们相信，真正的一个行为，一定是在现实发展中衍生出来的。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会让我们更多地把金融安全意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像这一次的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有高速增长的经济和金融，也需要“秤砣”。我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黄金的重要性会更多地被高层和民众所认识，所以我对中国的整个黄金市场的良性发展，对整个中国无论官方还是居民的黄金储备水平，包括我们国家未来黄金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与‘黄金无用论’斗争的16年”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1月9日，黄金期货登陆上海期货交易所，有评论说，这是中国黄金的一个里程碑，在黄金行业还有哪些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张炳南:1975年是中国黄金业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当时国家外汇极度缺乏，周总理委托王震副总理主抓黄金工业，王震到全国各地的采金点去调研，回来跟周总理汇报。王震有句话:“黄金上不去，我死不瞑目。”他作为开国将军，不仅为农垦事业，而且为黄金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黄金事业的特殊政策，比如生产一两黄金，国家给多少布、多少柴油、多少炸药之类，这也使得黄金工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个意义讲，中国黄金的黄金时代是早于改革开放的。坦率地说，此前我们国家主流经济学家对黄金的认识，就是列宁的那句话:到共产主义社会，黄金就用来修厕所了，没有用了。对黄金不太重视，使我们在黄金产业上走了一段弯路。
1993年，国家取消了国内收购与国际差价。在此之前，国内的收购价远低于国外价格，这一年是黄金市场化改革的开始。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从此进入完全市场化的轨道。同时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大型黄金企业的雏形形成，在这个框架下一直发展到今天。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个人的工作经历，整个社会或者国家对黄金产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炳南:我在黄金行业工作了16年，这16年也是中国黄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16年。1992年，我到国家黄金管理局工作，当时还属于保密行业。那时任何一个生产量超过1万盎司的矿山，就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谈论。后来的这些年，黄金逐渐走向市场化，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黄金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高，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百姓层面，对黄金的认识都在提高，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
我工作的这16年，也是跟“黄金无用论”战斗的16年。我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在世界范围内弥漫着一股“黄金无用论”，那时候我写了5篇文章来批驳这个观点。后来世界黄金协会把这5篇文章都翻译成英文，送给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那时候中央银行行长聚在一块都在商量怎么能把黄金卖出去呢！那时候包括各国矿山的矿主都相信，10年黄金变成铜，他们都提前几年通过期权把黄金卖出去了，大家都失去了对黄金的信任。
黄金从每盎司800多美元跌到每盎司200多美元的时候，世界大的对冲基金开始暗地吃货、买进黄金，使黄金价格不断拉升。到了2001年，“黄金无用论”突然消失了，黄金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大牛市。你很难讲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制造的“金融阴谋”，但是这个过程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我们警惕。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这么坚持黄金有用论？
张炳南:一个国家通常有几大储备:外汇、军火、粮食、石油和黄金。我觉得黄金储备是其他储备不能替代的。外汇储备——外国可以冻结，这个是有先例的;军火储备——10年不打仗，就会落后;粮食储备——5年不用就发霉了;石油储备——是有限度的，有限量的。而黄金，比如我们说能换多少原油的黄金，找几个房子就能放下了。而且事实证明，越是在战争期间，黄金的国际支付作用就越明显，真正打起来，在没有决出胜负之前，交战国的钞票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我觉得黄金储备是国家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金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即使不考虑战争这种极端例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各国黄金价格狂涨和这次美国金融风暴黄金在一夜拉出28年最大涨幅，都说明了这一点——黄金是对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战略资产。
在我看来，黄金行业是太阳底下最灿烂的职业，因为达·芬奇有一句话——“黄金是人世间唯一具有太阳光芒的物质。”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特别有意义，它既是给国家和人民提供最坚实的财富基础，同时也向爱美的人士提供最耀眼的生活的材料。我也很自豪，在10年前世界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被“黄金无用论”把持的时候就坚定了给予批驳。通过这件事情回头来看，我们更要借一双慧眼，学会拨开迷雾，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实在看不清楚的时候，没关系，黄金不会骗你。黄金永远是最诚实的资产。